[12]其三，当前的法律规定原则性由于而完整性、操作性不足。
但是由于社会公众本身具有广泛性的特质，这就决定了此种问责方式只能具有间接效力。第二，强化部分问责决定主体职责。
在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的理念指导下坚持权责一致原则，可以确保教育部门行政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量上与其享有的职权相对应，[6]更重要的是符合度的要求，这也是确保问责制得以发挥其监督制约功能的关键。另一类预防责任是指学校第一责任人或主管责任人在接到政府或教育部门的预警信号后的不作为。（一）问责主体 问责主体揭示出相关责任人应当对谁负责的基本逻辑，其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问责机制是否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以及行政权运行的基本逻辑。学校突发事件治理能力的高低与教育部门的治理水平、学校自身的治理能力都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一角度来说，完善的学校突发事件问责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教育部门行政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责任意识的树立与养成，通过约束相关责任人依法履职行权，督促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预防和处理学校突发事件，将习惯运用的人治思维、行政思维逐步转变为法治思维，将传统的人治手段、行政手段逐步转变为法治方式，从而进一步提高学校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完善学校突发事件问责主体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扩大问责发起主体，增加系统外的异体问责。
（三）问责范围 从学校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性来看，问责范围应当涵盖预防与应对两个方面。而所涉学校的具体工作人员则要为其失职行为承担直接责任，主要为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两种，行政责任针对一般违法违纪行为，如果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且只有找到了能够起统御作用的理论工具，后续的制度应对才有理论指导并有的放矢。
行政监管主体可以通过搭建信息公开平台等手段，有效缓解慈善组织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行政监管一方面能够有效纠正慈善组织运行过程中的这种不正之风，并通过事后监管机制对慈善组织出现的问题加以补救，追究违法违规行为主体或当事人的行政责任，保障慈善组织依法正常运作，实现慈善正义，还民众以真相和公道，从而挽救慈善组织整体的公信力。民政部2005年还发布了《促进公益慈善类民间组织发展的通知》，2008年成立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设立了慈善和社会捐助处。[27]仲志磊：《NGO注册管理模式的新探索——以NPI模式为例》，《知识经济》2009年第13期。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信用评级、行政奖励、税收减免等行政授益监管手段引导慈善组织避免自治权滥用，从而有效避免慈善组织滥用自治权的风险。由于等待时间过于漫长，申请成立的慈善组织就会另辟蹊径，要么不走登记注册程序，转而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
国外的许多大型慈善组织往往不信任官方组织，有的国家法律还明确规定如果本国慈善组织向外国官方捐款物需要缴税，这导致了对由政府接收募捐的限制，因此许多外国慈善组织来到中国首先寻找的是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慈善组织。失却合理行政的导向而禁锢于狭义的合法性要求框架内的行政活动必然会走向僵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僵化的行政特征其实就反映了行政活动完全受制于立法行为的局面。虽然从2013年起就开始在全国实施慈善组织的登记制管理制度，但我们仍必须对曾经存在过的双重管理体制的产生原因与影响作一梳理。第一，从对慈善议题的行政宣导这一方面来看，《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关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助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2005年11月20日，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召开，民政部颁发了政府最高奖——中华慈善奖，政府借此向全社会发出了政府支持慈善事业的强烈讯号。若从中国慈善组织特殊性来认识其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慈善组织和西方的不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与国家的关系。并且，基于传统观点，如果行政主体存在对利益衡量的偏私的话，当某慈善组织的发展可能影响到行政主体所要保护的某种利益的时候，行政主体就会表现出一种更强的规制力以保护其要保护的利益。慈善组织行政监管一方面可以通过行政调查、行政处罚等手段有效制止慈善组织滥用自治权的行为。
最佳行政理论的内蕴和慈善法治发展的目标之间有多方面的契合。在前一种动机占主导时，行政主体更倾向于将彼此的关系定位为合作关系，即存在某种程度的委托——代理关系。
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慈善组织购买政府服务的奇怪现象[18]，这反映了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初期的一种客观现象。这种目标首先是超越合法行政的标准的，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合理行政的内涵，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基本是从比例原则衍生出来的，有时候严格地遵从比例原则并不能反映某行政活动所应接受的行政影响力的程度，在如慈善活动规制这种需要行政力量推动的领域中适度超脱严格比例原则的拘束，将最佳行政理论引入对有关慈善行政活动效果的评价是必要的。
最佳行政目标的树立与具体制度路径的建立，有助于慈善行政环境的改善并助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使我国慈善事业走上一条专业化的健康发展之路。其实早在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在贯彻依法规范公权力、推进依法行政这一条主线的同时，提出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制度建设质量等多种载体努力确保行政的最佳性。慈善行政属于保障性行政给付范畴，但是该行政种类并不是以行政主体直接提供行政保障为行为内容，而是通过行政权的运作，为慈善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适宜的行政环境，这种保障形式与行政主体直接提供救济对于受助者来说有相同的给付效果。如果单纯以合法行政抑或合理行政等传统行政法治要求来规制针对慈善事务的行政活动，就会显得实用效果不足，这是因为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原则偏向对行政活动的权源与实践方式的规制，而最佳行政模式则是将对行政自身的范式规制与对行政目标的效率追求结合在一起。而反观外国慈善机构监管制度则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政府监管的有限性。该前提也就与最佳行政对时空环境的特定呼应相印证，也只有当行政效果是由具有个性规制能力的行政措施带来的时候，该行政活动才具有了最佳行政的基本意蕴。
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都具有官方背景，而民间性的慈善组织难以与其竞争。我国直接管理慈善事务的行政部门民政部曾颁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对一个时期内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
其他类型的行政关系中的变化与给付行政所产生的利益变动并不类似，如电子政府的建设可以为行政审批活动提供便利，但行政审批多属于行政许可范畴，许可之标的是需要申请才能获得的，而与给付行政的标的以给付行政相对人以其公民地位或经济条件就能获得的性质不同，所以说行政权对慈善活动的规制与保障与直接由行政机关所进行的行政给付的效果是可以类比的。这种登记管理不应该是以进行实质性的行政管理和严格控制慈善组织的资金使用为目的，而应该是以确认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和接受捐赠的合法主体身份为目的。
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由此构成了依法行政原则项下的两大基石。[16]杨方方：《从依附到合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中国社会保障》2008年第11期。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慈善组织发展的状况来看，该制度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政府无权对慈善组织的事务进行行政管理，但是有权对慈善组织的公益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监督。而规制方式方法上的变化是指行政机关从对具体事务的监控转向宏观的方向性指引。再次，找到能够统合建构行政法治这些角度的理论工具，在该理论工具指引下实现行政法治在应对慈善事务时的功能再造与制度创新，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理论的开拓。
如果没有针对每个被规制者的行政措施出现，而仅仅是针对总体被规制者的规制措施，将不能发挥行政规制对特定事业最大的促进作用，这就要求在最佳行政状态下的行政应该是能动的，能够为每个行政活动的参加者提供其所需要的特定行政环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为了满足相关人的措施需求就要规避实定法的规制，这里所指的对特定行政需求的满足是指在法定动作指引下、在属于行政裁量范围内的对具有特定规制效果的行政措施的采取或者放弃都属于行政决定范畴。这些慈善现象的存在，以及对这些慈善难题的解答必须仰赖最佳行政建构这一理论工具，也只有遵循这一思路，慈善行政法治才有可能不被单纯的问题解决所拖累而取得宏观制度建构上的实效。
摘要：构造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政府对于慈善组织的管理应该主要限制在设定私法上的准入条件上，而不是对慈善组织的一切进行严格的管理。
将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不仅关系到捐助者的利益，也关系到受助者的利益，更关系到整个社会慈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佳行政模式下的行政活动具有天然的促进行政推展与预防行政瑕疵产生的双重功能，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要求基本以预防为主，当然该预防立场就意味着因非法治情形的排除而产生对相应法治目标的促进作用，不过由于预防立场是第一位的，那么在该立场指引下，行政主体更会以行政合法性要求规制自己，防止脱离法治要求的行政活动的产生，这样合理行政的客观要求有时候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虽然说，无论对于什么事务，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就能够为该事务的变动发挥作用，促进或者阻碍某社会进程。在最佳行政状态中，法律应明确政府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是伙伴关系，因为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目标与政府的公共利益目标是吻合的。这种所谓的慈善超市，是在我国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不健全的背景下产生的，慈善超市成立之初的定位就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慈善活动是一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活动。而慈善效应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影响每个人的慈善倾向，成为以后塑造慈善法律关系的逻辑起点，所以说仅仅能说明某理论对慈善法律关系进行有效规制，并不能就认为其是最恰当的规制工具，该规制工具必须能对包括慈善效应在内的整个慈善现象与伴随慈善现象而来的慈善效应作出合理解释和恰当规制，所以仅仅是以规制慈善活动合法性与合理性为目标的传统行政法规制工具并不能取得针对慈善活动的最佳规制效果，而最佳行政这一目标性工具能为整合慈善法律关系与因慈善法律关系而来的慈善效果提供良好的工具。
同时慈善组织有权自主判断和决定是否接受政府在慈善资金和服务方面的统一支配，当政府的指导与社会的实际需要不一致的时候，慈善组织可以拒绝向政府提供资金和服务。但慈善事务官办的性质使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慈善发展的需要。
[14]Joseph Tomain.Analyz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49 ADMIN.L.REV.377译文参见苏苗罕：《分析政府规制》，载《法大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并且，从根本上消除强行政规制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这是由政府的内在制度合理性决定的：政府在社会管理网络中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13]，它天然地承担着建立指导社会组织行为的共同准则的重任，对慈善事务行政规制体制的变革就必须在这个前提之下为行政权在慈善规制领域实施确定恰当的角色与力度。